9月9日下午，由杭州市文联主办、《西湖》杂志社承办的第五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杭州举行，杭州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应雪林、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胡殷红、《收获》主编程永新、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贺绍俊、程德培、洪治纲、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李师东、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福民、《人民文学》、《当代》、《文艺报》、《文学报》的编辑记者以及诸多国内新锐作家出席了此次颁奖典礼。
每两年一届的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从2007年创办至今，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四届，在历届获奖者中，如徐则臣、迪安、文珍、海飞、东君、娜彧、朱个、马小淘、石一枫等，这些人都已成为当下文坛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作家，这也说明“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在发掘、培养文学人才方面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而本届的获奖者祁媛、双雪涛都是80后，今后亦具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先锋已死？
随后举行的“西湖•中国新锐文学论坛”的主题为“先锋三十年与当下新锐写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量的外国文学流入，使得先锋作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对话的一种产物，它脱离了意识形态的价值参照，在形式、叙述、语言、陌生化等方面多有尝试。给予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一抹亮色。
1985年，先锋五虎将，苏童、格非、余华、马原等为代表的先锋作家纷纷走上文坛，2015，茅盾文学奖授予苏童、格非，先锋文学最终被文坛所认可走过三十年，“我们也可以视为一种主流文学的自我更新”。程永新表示。
迄今先锋文学是终结了还是依然影响着当代的作家？贺绍俊认为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先锋文学事实上已经终结，当下的新锐写作未能够真正形成气候，而孟繁华则指出，先锋影响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他们在文学的形式变异和思想挑战性方面做出的探索，在今天依然具备极大的意义：一方面,这一文学潮流是一场具有“地震级”的文学潮流,它不仅改变了小说的写法,开启了小说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我们与文学的情感方式和感受方式,丰富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认知。在当代文坛,是否受过先锋文学的洗礼是大不一样的。另一方面,作为文学潮流的先锋文学虽然已经落潮,但是,先锋文学的遗产已经成为我们文学血液的一部分,它的遗风流韵仍然散发着长久的芬芳。“关键是我们能否建立一种崭新的小说观念，从我们最为厌恶，最为熟悉，最为固定的套路中走出来，去重建小说观念，重塑小说的灵魂。”陈福民表示。
恰如程永新所言，“真正的先锋，其实质是代表一种精神。如果精神不存在，那么先锋便没有意义，文学也没有意义。”
新锐的阵地
1959年1月，《西湖》创刊。上世纪80年代，《西湖》以独特的文学风格和地方特色，在全国众多文学期刊中独树一帜。2006年开始，《西湖》提出“新锐出发的地方”，每期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推出一位新人,将推新锐的视野扩展至全国，与《青春》《芳草》《广州文艺》一起被誉为文学期刊界的“四小名旦”。
今年的新锐奖项颁给了杭州作家祁媛与沈阳作家双雪涛，颁奖辞写到，“祁媛的小说有一种矛盾性”，“冷嘲热讽的背后又是个有情者”，“冷眼”与“有情”形成强大的张力，令小说的每一个句子既绵绵不绝，又冷峻凝重。而双雪涛获奖作品为《大师》，评委会认为，“不仅写出了棋道，更写出了人道”，“两位棋手历尽沧桑之后的温暖，令人泪下”。
对话新锐获奖者
祁媛：小说的诗性是恒久的
问：你刚在发言中谈到了“写作的诗性”，你提到了“一朵云也是有结构的”。
答；中国艺术，不管是文学的还是绘画的，诗性特点，恐怕是最值得研究，也可能是最能拿得出手的吧。
问：你接受了中国美院正统的绘画训练，绘画经验和写作经验有什么相通的地方？
答：文章和画首先都是要真性情，技术层面是相似的，比如结构的布局，疏密关系，色调，留白与缜密，等等，这点我从来不去细想，自己会跑出来的。书画同源是老观念，其实是书是书，画是画，各自有各自的理，“画”，上来就是形象的，而非叙事的。“书”，上来是意义符号的，也就是叙事的，两者不搭的，所以洋人接触中国书法，一下子就弄出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和符号绘画艺术，而中国人则没弄出来，因为国人受到书法的意义符号的观念约束。而画呢，这个本身非常独立的，纯粹的造型艺术，中国人有把它弄成“叙事”的了，也就是写实绘画，把它和书法硬硬扯上关系，所以搞得很拧巴。所以说，书画分开了，就各自解放了，各自有前途了。
问：你的获奖作品《奔丧》是基于个人经验创作的，它存在一种笔调上的冷峻、一种抽离，这种对抗性是你有意而为之吗？
答：我的笔调的“冷峻”和“抽离”，其实是态度，或者是一种“美感体验”，与文中内旨：生死，是无关的。生死大矣，自然对抗和有意对抗，都抗不了的，写作给你个态度而已，或是给你一个错觉，好像能怎么地似的，其实该死翘就死翘，一分钟都不多给，生死是题材，笔调是审美。
双雪涛：写作是一件公开的私事
问：《大师》里面怎么会想到出现“十字架”这样一个赌注？
答：十字架是一种献祭。写《大师》的时候，我正处在人生最捉襟见肘的阶段，但是还是想选择一直写下去。有一种自我催眠的烈士情怀。当然也希望能写出来，成为一个被承认的写作者，但是更多的时候，觉得希望渺茫，也许就无声无息地这么下去，然后泯灭。那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可能就变成了一种献祭。我就写了一个十字架，赌博，一种无望的坚定。因为我的父亲一辈子下棋，当然故事完全不是他的故事，但是他为了下棋付出之多，收获之少，令我触目惊心。比如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处在不那么富裕的人群；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只是在路边的棋摊那里，存有威名。但是一到他的场域，他就变成强者，享受精神上的满足。当时他已去世，我无限地怀念他，希望和他聊聊，希望他能告诉我，是不是值得。
问：很多评论文章都把你的《大师》和阿城的《棋王》相提并论，作出种种比较。你怎么去看待。
答：《棋王》对于中国文学，影响之大，我觉得不下于那几个老被提起的长篇，比如《白鹿原》之类，因为《棋王》，是个人的，精神的，里面有道，而且语言完全去政治化，去西方味。在那个年代，写出这样的小说，只能说是天才所为。因为耳濡目染的，不是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接续的，是早已经被遗忘的传统，被烧掉，否定的东西。
问：你提到“每个写作者不但创造着作品，也在创造自己”，你希望通过写作，塑造出一个怎样的自己？
答：我希望自己有写作者的尊严，其内涵可能就是，最高目标就是写出好东西，这种常识。希望自己能一直牢记这个常识。我希望自己更卑微，永远记得自己是文学的学徒，在写作的过程，一点点发现自己那么平凡，而人性的幽深和世界的广大也可以用平凡去体察。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永远对他人保持兴趣的人，因为写作就是对他人的观望。希望文学无处不在的道德感能感染我，让我接近自己心目中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