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艺术报》）　　

“海龟”归来  1993年1月，上海虹桥机场，海外学子归来，幼子已不认得老爸。从“出国热”到“海归潮”，显现的是国力大增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发展机会。

　　自行车年代  1985年，上海凤台阳路。自行车是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但凭票供应，奇货可居，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大件商品”。

　　肯德基开张  1994年5月 浦东

　　被收缴的共享单车  2017年8月25日 上海中兴路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长期以来被禁锢的文艺界和思想界。中国的摄影人也开始从现实主义创作中去汲取营养，并在实践中探索着纪实摄影对现实世界的叙述和评论。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纪实摄影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它衔接着历史的伤痛，又接引着新时代浪潮的喧嚣。那个年代的摄影人对优质的文化知识、艺术理念充满敬重和渴望。不可否认，那是一个孕育创造力的伟大时代。宽松的创作环境和饱满的时代激情赋予了摄影人热情呐喊、追逐梦想的力量，他们恰逢其时，并希望成为历史的衔接者，而摄影，给了他们与理想衔接的可能。

　　这一时期，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至今仍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纪实摄影家，他们拍摄的很多纪实摄影作品在多年后成为中国普通百姓生活劳作的群体性的影像档案。而中国摄协副主席、著名摄影家雍和，正是用相机给城市书写记忆的人。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对于体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和风貌，既有代表性又有特殊的意义。而生于斯长于斯的雍和，用一张张生动的照片，记录下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特殊印记和社会巨变。

　　雍和的摄影之路起步很早。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接触相机，家里三个孩子也都有自己的影集。1973年，17岁的雍和不得不离开上海下乡务农。插秧、挑粪、挖土、割麦、摘棉花，这些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农活，他很快就可以样样拿手。用他自己的话说：“玩命我也要干好！”9年的农村生活磨练了雍和的意志，也锻炼了他与人打交道的能力。1982年，雍和终于离开农村回到了上海——这个在他心中像天堂一样的、他梦里都想要回来的地方。他终于可以拿起心爱的相机，把他对上海的情感和思考通过镜头表达和诠释出来。36年来他从未间断，为这个城市存照留影。

　　1985年，雍和调入《中国城市导报》担任摄影记者工作，后来又先后调任《上海青年报》和《新民周刊》等几家媒体单位，但他一直与相机相伴，相机成为了他关注上海的眼睛和窗口。从上海人第一次坐地铁，到上交所资本市场第一例收购事件，再到浦东新区挂牌，他的镜头记录下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这座城的各种风采和样貌。

　　他的作品不仅发布在上海的媒体，也被很多国家和地区刊载过。作为上海人，他很重视用这样的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上海、关注上海，告诉人们中国的变化、上海的变化。“如果我的照片可以解读一段历史，我会很有成就感。”雍和说。一个人，一座城，一串影像，留下了这个城市的记忆。这个过程也让雍和收获颇丰，创作丰厚的同时成绩斐然。他曾获中国摄影年度人物奖、中国新闻奖、中国摄影金像奖，担任2014年第十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评委。

　　雍和还是一位摄影理论的深度思考者和践行者。他认为，目前我们国家摄影的最大问题是艺术和新闻纪实不分。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有所担当，而不是以艺术的体面游离之外，只为名利双收和安全生产。他十分认同司马迁坚守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坚持“这对今天的纪实摄影并不过时！有些东西会变，需要与时俱进；有些东西却永存，需要坚守不移”。

　　事实上，纪实摄影作品与艺术并不背道而驰。纪实摄影作品能否成为艺术品，关键在于摄影家是否在创作过程中体现出足够的对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媒介的认同，并赋予作品一种集艺术性与纪实性于一体的双重价值。此外，与其他类型的摄影相比较，纪实摄影在题材内容和情感表达方面更强调其承载的社会意义、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

　　或许与记者的职业有关，雍和很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它能影响更多的人，他希望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因为看了他的照片而知晓一些事情，后来的人能通过他的照片了解从前和过往。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纪实摄影发展逐渐形成规模，陕西的侯登科、胡武功，广东的安哥，山东的侯贺良、黄利平，以及当时在中国摄协工作的朱宪民等等，他们和上海的雍和一样，从自身所处的地域或城市开始了纪实摄影的探索之路。他们的作品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变迁及市井百姓的生活点滴，他们也共同打造了中国纪实摄影的那一个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