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艺术报》）
话剧《特赦》剧照 王昊宸 摄
《特赦》一剧原名《审判》，是编剧徐瑛酝酿十年创作的一部力作。在这期间徐瑛几欲提笔又放下，原本是准备为电影写一个剧本，后来变成了话剧。正如徐瑛认为，“一部作品选择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编剧要吃透题材本身。”2016年，受社会上影响甚大的“于欢辱母案”的激发，在对与错、是与非、情与理的激辩中，徐瑛仅用5天时间就将这酝酿许久也思考许久的剧本和盘端出。社会舆论在公众心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面对质疑，法律又该如何做出审判？徐瑛用无数次的“假设”和“如果”发问静止的历史。
12月4日，是国家第五个宪法日，由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原创话剧《特赦》在国家话剧院剧场首演。该剧自开票起便受到观众追捧，未演先热，剧院便在原定6场演出的基础上又临时加演5场，让这场历经三次庭审、高潮迭起的“民国法庭大戏”持续火热上演至12月16日。舞台上关于公平正义和司法独立的呼唤就像是对这个时代发出的呐喊。
“‘特赦’是我们要的结果吗？”
“砰砰砰！”佛门清净之地传来了三声枪响，一代军阀孙传芳应声倒地，话剧《特赦》便在这种紧张与冲突之中拉开了序幕。1935年11月13日，天津发生了一桩举世震惊的枪击案，一名叫施剑翘的女子将杀父仇人孙传芳射杀于居士林佛堂，随后散发传单宣告自首。话剧主要呈现了案发后的审判过程，其中有亲人的奔走相救，有社会舆论的哗然，更写出了原告被告双方律师对信念的坚守。尤其是剧中围绕施剑翘杀人一案，辩控双方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审理过程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社会舆论与大众同情在其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让这场围绕情与法之争的杀人案最终以民国政府特赦的方式结案。
在该剧导演李伯男看来，“‘施剑翘案’在当时是个全民参与的社会案件，它触及深层伦理，有许多思辨空间。《特赦》始终坚持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与原则，每个人物都有其内在的核，剧中大量台词更是一种对于话剧表演艺术的回归，希望能给今年中国原创戏剧舞台再增添一台好看的戏。”
将故事紧张紧凑地讲好，浓缩在两个小时的舞台上，徐瑛认为难度不小，却意义重大，值得反复琢磨。“最后的‘特赦’是我们要的结果吗？在舆论、法律、道德的三重困境中如何平衡？这个剧撇开了是非对错，只是通过再现这个案子，展示人们对公平正义的呼唤，给观众留下思考的空间，这对于当下的中国也有许多启示。”
精彩“戏中戏” 表演得人心
《特赦》跨越十年，选取了施剑翘人生中的几个重要节点——父亲暴尸三日，寻求堂兄、丈夫的复仇未果，法庭上的动情陈述，狱中与丈夫的诀别等，多个层面的描写让人物变得有血有肉。“施剑翘这个民国奇女子的坚韧和勇敢震撼了我，她不仅是个解放双足的孝女，更是拥有民族情怀的女权思想捍卫者。”施剑翘的扮演者、国话演员江佳奇表示。
“法官一身正气八风不动，律师引经据典立足法理，这是我想看到的一道风景。”除了施剑翘，剧中最为“圈粉”的便是由国话演员高发、李晔、郭犇、夏奇组成的民国律师“天团”，法庭上双方律师的剑拔弩张、金句频出，对于政要干预、动用舆论、贿赂法官等手段的不耻，听到“特赦”后的不甘与对法理的纯粹追求，伴随着三次庭审结果不断反转，法官与律师对于法律信仰的坚持让人肃然起敬。“我们剧组主创是国家话剧院老中青三代的结合，所有的演员都很下功夫，台词量非常大，要找准节奏，说出民国韵味与法律专业词汇，并且让观众清晰易懂，是件不容易的事。”《特赦》中扮演律师的演员高发、李晔表示。
剧组还特邀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男旦演员杨磊为观众奉献了两场精彩的“戏中戏”段落，通过将施剑翘复仇案搬上戏曲的天蟾舞台，不仅让喜爱传统文化的观众看得过瘾，更是真实还原了施剑翘案在当时的社会舆论风潮。
兼工带写创新演出样式
正如李伯男所说，尽管《特赦》是遵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但在风格上却是兼工带写，工笔的思维加上对于演出样式的写意追求，让整个戏极具创新意识。这种集中整饬却又流动的舞台风格，让剧作在大量集中、精彩的法庭戏之外，又有着强烈的情感迸发。舞美设计刘科栋用数十根红色铁柱架构出的双层舞台，既有中式法庭的威严，又有现代金属的质感，完成跨越十年的时空流动，在流动中追寻苍茫、深邃的人道主义追问。上下两层的空间结构更可以刺激出激烈的交流和对抗，二层舞台上庄重的法庭审判，一层舞台上的振臂呐喊，都能让人物在冷静的法律表象下满怀情感。
漫天大雪纷飞，被特赦后的施剑翘一身素色旗袍，淡然地选择了皈依佛门，与开篇佛堂中激烈的刺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场景也震撼了许多观众。《特赦》也让不少走出剧场的观众思考：施剑翘的行为究竟是罪行还是义举？司法审判与公众同情之间如何平衡？法律条文能否推理出公平正义的判决？或许正如李伯男所说，“从刺客到居士的内心审判之路，才是更深层次的审判，更是观众思考社会与人心的心灵之旅。希望剧中朴素的人间情怀和深沉的人道精神能够回荡在舞台上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