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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之能起人心——评朱晓军、杨丽萍的《快递中国》
发布日期:2017年05月23日

    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作家群体中,朱晓军勇于开拓报告文学的新题材、新疆域,不懈搜索现实生活中的新事物、新现象,妙手成春,大作迭出,胸中有丘壑,笔下寓乾坤,昭示出他作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对现实的拥抱情怀和艺术上自我超越精神。近年来,他的一系列创作专力于追踪时代精神中的最强音,演绎中国梦中的美丽篇章,在中国当代报告文学领域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气象。《快递中国》拙朴笃思,技深艺高,以“快”破题,借“三通一达”的创业传奇,反映出起于青萍之末的桐庐山民靠着自己的智慧和毛竹一样的韧劲,开创了让全球物流巨头也折服的业绩,生动地解答了走在前列、敢为潮头的浙江精神,也延续了其报告文学创作一贯的优秀品质。

    布封说过,一个好作家绝不可能只有一颗印章,朱晓军就是这样绝不在原地打转的作家,他的写作从来都是在不断追求突破,《快递中国》就是如此,它牢牢扎根于艺术思维复杂性的实践和审美表现力的创新,形成了大美至简,平地升云,率然天成,论深议准的文学品格和思想魅力。

    一方面,作品中涌动着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仅有文学性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文学性之外,它还必须要有足够的生活穿透力,要有能够让读者发自内心折服的理性吸引力,这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报告文学的思想力量。不仅如此,思想力也是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基础,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如果没有深邃的思想,没有理性的光芒,那么,即使它在文学性上再优秀,最终也往往失于平庸和肤浅。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抨击中国当代有些作家,说他们的作品没什么意思,因为他们的脑子是空的。顾彬这话很有见地。他说的脑子的空也不是指这些作家头脑里没生活素材,缺乏想象和语感,而是指他们没有思想。人们通常把报告文学理解成报告+文学,这确实不错。但在对报告的理解上,很多人就存在着误区。例如,有的人把报告当成报道,这样,他眼中的报告文学就变成采访素材和文学化叙述的拼贴。实际上,这种人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素材要成为报告文学中的报告,必须经过思想的穿透,只有在思想的穿透中,素材内部的价值和事件背后的蕴涵才能真正地活起来。缺少这个过程,报告文学中的素材和新闻报道中的就没有质上的区别,而报告文学也就沦为新闻综述的兄弟,唯一的不同就是它是一个文学化的兄弟。因此,报告文学作家要想把报告做好,就要自己脑袋中有货,能透出理性之光,这样他才能真正揭示出材料背后的哲理,挖掘出生活的深度,进而贴着自己的思想去写,创作出能够让读者心动神会的精品佳作。《快递中国》就是这样的作品。这部作品绪密思精,擅发妙论,倾入了大量的思考,例如作品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对快递业恶性竞争的思考,对小农意识的思考,对快递业发展模式的思考,对快递业兼并和盲目扩张问题的思考,对中通后来居上问题的叩问,对中国快递和联邦快递起点和发展道路的思考等,这些思考都有着非常强的思想穿透力,醍醐灌顶,发人深省,既体现着作者强大的思想建构能力和关注现实问题、解答现实问题的经世情怀,也体现了作者拒做材料的搬运工,坚持将报告文学的报告特质切实落地的创作理念。

    另一方面,《快递中国》在艺术思维和美学品性上也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其实,对有些报告文学作家来说,不仅思想力是短板,文学性也不是其所长。但这两个问题有时候又体现为同一个问题,因为思想力是可以反过来倒逼作家在艺术上进行突破和自我超越。所以,思想力贫乏的作家,他在艺术力上的爬升空间其实也是很有限的。但《快递中国》却不同,它的深邃的思想力有效地推动了作品在艺术上的突破和在审美高度上的全新提升。有作家抱怨语言是一个牢笼,但对优秀作家来说,这个牢笼是可以冲破的。文学不是词语的裸奔,作家想让词语变成文学话语,就要给它穿上一件得体的衣服。《快递中国》就给自己的词语穿了一件得体的衣服,它的文字即情即景,质朴明净,随物赋形,既和作品叙事主体的身份高度契合,也让人读起来没有丝毫的违和感。例如,作品中写做生意要投资,就这样写:做生意就像压井,得先把一瓢水灌进压井得肚子里,然后才能把井里的水压出来,这样的语言很生动,很形象,凝聚着一种底层智慧和生活哲理;写赖梅松打消人们对开通省际班车会拖垮公司的疑虑:做快递,就好比追姑娘,一天不行两天,最后总能追到手等等。若非作者胸中有丘壑,有深思,是断然写不出这样灵动却又充满着哲理的话语的。

    什克洛夫斯基说过一句话:文学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且他还特别强调文学是程序的相加。其实,他指的是文学需要讲究一定的技术,尤其是在叙述上的技术。《快递中国》在叙述的技术上也是别具匠心的。我们知道,文学的叙述,不仅仅是一个“怎么讲”的问题,更是一个“为什么要这么讲”的问题。叔本华曾说过,有些作家的写作像珊瑚虫生产珊瑚似的,一句接一句地写。他这里批评的就是有些作家在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讲”这个问题犯糊涂。朱晓军在《快递中国》中实际上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讲”,因此,他在叙述上就纵横交织,使作品横向的张力和纵向的进力都达到了最佳点。就作品的横向叙述来看,其叙述主体涉及“三通一达”四家公司,这其中必须要有主次的安排,不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进行平均主义的叙事,而且也不宜单线直进,没有旁骛。因此,在叙述上,这样的叙述主体就要求作品的叙述既要有中心,又不能忽略其他。《快递中国》非常巧妙地处理好了这个问题,它在叙述上以中通为核心,不断地进行插叙,将另外二通一达的创业故事有效地引入进来,阻断了常规的单线叙事链条,避免了叙述上的呆板和扁平,这种叙述程序的设置使作品内在的复杂肌理充分显露出来,也有效地展现桐庐快递家族的整体风貌。例如,作品写中通开业的一节,先从中通开业的鞭炮声写起,然后不断切进陈德军、俞渭蛟等申通、圆通的创业故事,然后又回到中通;写赖梅松赔上海女人手机一节,从赖梅松接到客户投诉写起,插入申通陈德军赔偿客户报关单丢失的损失,再拉回到赖梅松赔给上海女人一部新款手机。期间不断变换叙事的主体,既像电影的蒙太奇镜头那样不断切换,也构成多线交织、让故事的丰富性充分呈现出来的艺术效果,同时也使作品余味曲包,味外有旨。其实,即便在叙述同一个主体的故事时,作品也注重不断地插入其他的故事,既使故事达到了丰满,也制造出了文本的褶皱。而从作品的纵向叙述来看,作品的叙述背后有叙述,文本的下面有文本,构成了作品在纵向上的厚度。作品在表层叙述上指向的是“三通一达”的成长奇迹,但在深层次上,作者事实上对中国农民的出路问题,对“三通一达”发展模式的同质化问题,对中国快递走出去的问题,对快递行业竞争的残酷性问题,对农民企业家的小农意识问题等等都或隐或显地表达了一种忧虑,这样的问题构成了作品的深层结构,体现出了作者在架构作品叙事上的复杂性艺术思维,也使作品在纵向层次上达到了多样化和丰富性的艺术效果。

    杨雄曾说,好作品要达到“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快递中国》在抓大的同时,绝不弃小,这体现在作品的用语生动,表述精准,细节传神,工语、率语、谐语等轮番登场,充分展现了文学语言的审美魅力上。例如作品写上海女人听到赖梅松要赔新手机给她时,那张门板似的脸顿时变得鲜活了,似乎每一道皱纹都充满着喜庆;写蓝柏喜的破面包车时说,如果载客的话,没准上车前精神正常,下车就精神错乱了;还有说快递员为快件不要命、把快件当孩子等等。这些语言亦庄亦谐,直率生动,于细微处见功夫,显示了作者编织作品语言上的严肃态度。另外,作品还注重叙事逻辑力的营造,文学也要进行论证,但这种论证不是以三段论的方式,而是以具体故事的方式进行的,凭借故事的交织,作品会形成一种叙事的压力,进而将故事内在的深刻意蕴和哲理挤压出来。《快递中国》在这方面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实践,例如作品在展现农民小聪明最终转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大智慧时,作品通过写快递员对付站台的管控,写与邮政的斗法,写化解扣件的危机,写他们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承包出去搞加盟制,写赖建昌和何世海“偷”走快递成功化解南通扣件风波,写开辟直营化的蛮劲,写他们开辟超市为代理点中的小恩小惠等等,最终汇成一种强大的逻辑说服力,深刻地诠释了这种看似的小聪明,最终却成为三通一达在市场大潮中屹立潮头的中流砥柱的缘由。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的笔端带着睿智的思考,带着对中国农民的敬意、对快递业者的深情和对报告文学的真诚,为读者呈上了这部精品力作,其顺利入选省市文化精品工程,并在国内外获得高度赞誉,的确也是实至名归。

                                                                                        朱首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