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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三十年:从对抗走向重构——记祁媛、双雪涛获第五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
  • 发布时间:2016年05月11日    字号【

99日下午,由杭州市文联主办、《西湖》杂志社承办的第五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杭州举行,杭州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应雪林、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胡殷红、《收获》主编程永新、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贺绍俊、程德培、洪治纲、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李师东、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福民、《人民文学》、《当代》、《文艺报》、《文学报》的编辑记者以及诸多国内新锐作家出席了此次颁奖典礼。

每两年一届的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从2007年创办至今,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四届,在历届获奖者中,如徐则臣、迪安、文珍、海飞、东君、娜彧、朱个、马小淘、石一枫等,这些人都已成为当下文坛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作家,这也说明“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在发掘、培养文学人才方面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而本届的获奖者祁媛、双雪涛都是80后,今后亦具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先锋已死?

随后举行的“西湖中国新锐文学论坛”的主题为“先锋三十年与当下新锐写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量的外国文学流入,使得先锋作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对话的一种产物,它脱离了意识形态的价值参照,在形式、叙述、语言、陌生化等方面多有尝试。给予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一抹亮色。

1985年,先锋五虎将,苏童、格非、余华、马原等为代表的先锋作家纷纷走上文坛,2015,茅盾文学奖授予苏童、格非,先锋文学最终被文坛所认可走过三十年,“我们也可以视为一种主流文学的自我更新”。程永新表示。

迄今先锋文学是终结了还是依然影响着当代的作家?贺绍俊认为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先锋文学事实上已经终结,当下的新锐写作未能够真正形成气候,而孟繁华则指出,先锋影响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他们在文学的形式变异和思想挑战性方面做出的探索,在今天依然具备极大的意义:一方面,这一文学潮流是一场具有“地震级”的文学潮流,它不仅改变了小说的写法,开启了小说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我们与文学的情感方式和感受方式,丰富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认知。在当代文坛,是否受过先锋文学的洗礼是大不一样的。另一方面,作为文学潮流的先锋文学虽然已经落潮,但是,先锋文学的遗产已经成为我们文学血液的一部分,它的遗风流韵仍然散发着长久的芬芳。“关键是我们能否建立一种崭新的小说观念,从我们最为厌恶,最为熟悉,最为固定的套路中走出来,去重建小说观念,重塑小说的灵魂。”陈福表示。

恰如程永新所言,“真正的先锋,其实质是代表一种精神。如果精神不存在,那么先锋便没有意义,文学也没有意义。”

新锐的阵地

19591月,《西湖》创刊。上世纪80年代,《西湖》以独特的文学风格和地方特色,在全国众多文学期刊中独树一帜2006年开始,《西湖》提出“新锐出发的地方”,每期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推出一位新人,将推新锐的视野扩展至全国,与《青春》《芳草》《广州文艺》一起被誉为文学期刊界的“四小名旦”。

今年的新锐奖项颁给了杭州作家祁媛与沈阳作家双雪涛,颁奖辞写到,“祁媛的小说有一种矛盾性”,“冷嘲热讽的背后又是个有情者”,“冷眼”与“有情”形成强大的张力,令小说的每一个句子既绵绵不绝,又冷峻凝重。而双雪涛获奖作品为《大师》,评委会认为,“不仅写出了棋道,更写出了人道”,“两位棋手历尽沧桑之后的温暖,令人泪下”。

对话新锐获奖者

祁媛:小说的诗性是恒久的

问:你刚在发言中谈到了“写作的诗性”,你提到了“一朵云也是有结构的”。

答;中国艺术,不管是文学的还是绘画的,诗性特点,恐怕是最值得研究,也可能是最能拿得出手的吧。

问:你接受了中国美院正统的绘画训练,绘画经验和写作经验有什么相通的地方?

答:文章和画首先都是要真性情,技术层面是相似的,比如结构的布局,疏密关系,色调,留白与缜密,等等,这点我从来不去细想,自己会跑出来的。书画同源是老观念,其实是书是书,画是画,各自有各自的理,“画”,上来就是形象的,而非叙事的。“书”,上来是意义符号的,也就是叙事的,两者不搭的,所以洋人接触中国书法,一下子就弄出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和符号绘画艺术,而中国人则没弄出来,因为国人受到书法的意义符号的观念约束。而画呢,这个本身非常独立的,纯粹的造型艺术,中国人有把它弄成“叙事”的了,也就是写实绘画,把它和书法硬硬扯上关系,所以搞得很拧巴。所以说,书画分开了,就各自解放了,各自有前途了。

问:你的获奖作品《奔丧》是基于个人经验创作的,它存在一种笔调上的冷峻、一种抽离,这种对抗性是你有意而为之吗?

答:我的笔调的“冷峻”和“抽离”,其实是态度,或者是一种“美感体验”,与文中内旨:生死,是无关的。生死大矣,自然对抗和有意对抗,都抗不了的,写作给你个态度而已,或是给你一个错觉,好像能怎么地似的,其实该死翘就死翘,一分钟都不多给,生死是题材,笔调是审美。

双雪涛:写作是一件公开的私事

问:《大师》里面怎么会想到出现“十字架”这样一个赌注?

答:十字架是一种献祭。写《大师》的时候,我正处在人生最捉襟见肘的阶段,但是还是想选择一直写下去。有一种自我催眠的烈士情怀。当然也希望能写出来,成为一个被承认的写作者,但是更多的时候,觉得希望渺茫,也许就无声无息地这么下去,然后泯灭。那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可能就变成了一种献祭。我就写了一个十字架,赌博,一种无望的坚定。因为我的父亲一辈子下棋,当然故事完全不是他的故事,但是他为了下棋付出之多,收获之少,令我触目惊心。比如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处在不那么富裕的人群;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只是在路边的棋摊那里,存有威名。但是一到他的场域,他就变成强者,享受精神上的满足。当时他已去世,我无限地怀念他,希望和他聊聊,希望他能告诉我,是不是值得。

问:很多评论文章都把你的《大师》和阿城的《棋王》相提并论,作出种种比较。你怎么去看待。

答:《棋王》对于中国文学,影响之大,我觉得不下于那几个老被提起的长篇,比如《白鹿原》之类,因为《棋王》,是个人的,精神的,里面有道,而且语言完全去政治化,去西方味。在那个年代,写出这样的小说,只能说是天才所为。因为耳濡目染的,不是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接续的,是早已经被遗忘的传统,被烧掉,否定的东西。

问:你提到“每个写作者不但创造着作品,也在创造自己”,你希望通过写作,塑造出一个怎样的自己?

答:我希望自己有写作者的尊严,其内涵可能就是,最高目标就是写出好东西,这种常识。希望自己能一直牢记这个常识。我希望自己更卑微,永远记得自己是文学的学徒,在写作的过程,一点点发现自己那么平凡,而人性的幽深和世界的广大也可以用平凡去体察。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永远对他人保持兴趣的人,因为写作就是对他人的观望。希望文学无处不在的道德感能感染我,让我接近自己心目中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