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松龄
我是1990年8月到市文联报到的，叫名三十年了。当时的任职是办公室主任、党组成员，行政级别是副处级。这年9月，第三届文代会上我被选为副主席，从此开始了我的“七品芝麻官”生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处级，又称县团级，是一县之长的级别，在古代县官就是七品，因为官职低微，故冠以“芝麻”加以调侃。
我这个芝麻官不但是副的，还是三把手，上有书记、主席赵辉君，再有资深副主席董校昌，我的工作是协助他们，当好助手。我分工主管党政一摊子事务，文联专业方面负责联系美协、书协、摄协视觉艺术系和音协等协会……
学做“芝麻官”
我一直在基层工作，没有当官的阅历，初到文联时我还像在基层当头头那样，凡事亲躬，身先士卒。如三届文代会时，我设计了一个三个相连的篆体“文”字会徽，还亲手写了《贺词》，组织了少先队鼓号队、朗诵队献词。这些我都是自己一手抓到底的。后来，赵主席开导我说：“你现在是副主席了，有事放手让下面人做吧，你只管检查就是。”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开始体会到了是所谓的“为官之道”吧。
我兼任办公室主任，手下有七八个人，包括内勤、人事、总务、财会、开发、文印、档案以及司机等，他们都是在编的公务人员，每个人都有一定特长，且能兼任几项工作。我知道要搞好办公室工作一定要把全室人员团结在一起。我曾组织大家到我家聚会，管后勤的阿元为我们烧了一桌子拿手好菜；我也曾组织大家到南京、海盐一游，愉悦了身心，增进了了解，加强了友谊
办公室是联系领导与下属单位的桥梁，起着上情下达的作用。上面有指示，你要及时贯彻，下面有情况你要尽快反映；有时你要独当一面，挺身而出，敢于挑担子；有时你要退避三舍，适时谦让，不要喧宾夺主，这也是“当官”的门道吧？记得那年《西湖》杂志社下属的广告公司承包人到杂志社闹事，“占领”了编辑部，又到文联找领导要“说法”……我们办公室同志都出来了，一方面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一方面联系有关部门做好应急准备，阻止了事态的扩大，为领导争取了时间，最终让事情得到解决。做纪检监察和保卫工作是有一定风险的，你要坚持原则就会得罪一些人，让人记恨于你。一次办案中我接到过威胁电话，他警告我，让我识相点儿；你手中有权，也会有人来和你作交易，如果你不坚持原则，国家或集体利益就会受损，更会有损党的形象。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觉得这才是为官之道的根本！
文联的财务是实行一支笔管理的，起初赵主席自己管，后来请董主席管。所谓“一支笔”说白了就是只有此人同意签字的发票才能报销。当然，持此笔者要对党组，对主席负责。我虽没有财务权，但也在文联添置大型设备上起过作用，从而被当事人“感激不尽”。我初到文联时，打字员还是在用机械打字，要在字盘上一个个地找字。那时社会上已有“方正”牌电脑打印设备，价格不菲。我知道文联打字任务挺重的，于是建议党组购置电脑打印机，得到认同。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打字员宋晓萍时，她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她说早就想向领导说了，可是不敢，她知道文联穷，领导是不会同意的。这次她估计错了，她十分感激领导的关怀。
另一件事是买“尼康相机”。大约是91年年底，董主席向党组汇报财务情况，讨论所余经费的使用。我记得摄影家协会驻会秘书长王秋杭和我说过，说摄协没有一台好相机，还说深圳那边有廉价的尼康可购云云。我把此事在会上说了，建议文联买一台尼康相机，给摄协使用……党组同意了，董主席约谈王秋杭，请他去采购相机，结果花了万把元，买了两个机身，几个镜头，摄协终于将鸟枪换成大炮。事隔二十多年了，秋杭仍念念不忘，我们退休干部活动时他还几次对我表示感谢。
关心下属，关心他们的工作，这也是为官之道吧?不然，下属怎么会听你,你也只能当光杆司令了。
忆淳安采风
市文联下属有十个文艺家协会，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因此文联和各协会都把组织会员下基层，深入生活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春天，由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大型采风活动。
这次活动共有文联、文化局、广电局和杭报的二十八位专业文艺（新闻）工作者参加，兵分两路，一路赴临安，另一路奔淳安，目的地都是当地的革命老区。宣传部领导对这次下乡非常重视，由杨文锦副部长亲自挂帅，要求每个人都要自带行李。我是随淳安分队下乡的，还给我挂了个“副领队”头衔。
3月5日，我们在苏杭旅馆门口集合，谁是下乡者十分显眼，因为他们都背着方正的背包。我们分乘两辆下乡专车向目的地进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史济煊亲自到出发地来给我们送行，文联等四单位的领导也和大家一一握别。
长途车沿着公路颠簸了六、七个小时，经新登，过汾水，终于到了淳安排岭，我们在县招待所休息一晚，第二天听取淳安县宣传部郑部长介绍情况，次日换船走水路直奔大墅镇。
大墅是采风的第一站，镇领导接待了我们，管宣教的方委员详细介绍了该区的情况，下午3时我们就乘车去了白马乡。我们住的依然是招待所，每晚付5元住宿费。虽然背包没有派上用处，但拉近了我们与村民的距离。我们吃的仍然是食堂饭，按照规定每人每天交1.5元和1斤粮票。乡干部视我们个个为市里来的领导、专家怎么肯怠慢？每餐还必加菜，甚至搞来当地野味如野猪、山麂等让我们尝鲜。白马乡算得上深山老林了，据说日本鬼子打到排岭，就是进不了白马，这里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我们参观了写有“抗战标语”的红军墙等革命遗迹，走访了铜山锡铁矿，那里有“古铜矿遗址”。几天后，我们再转战枫树岭乡参观了新建的“枫树岭水电站”，这一古一新又给了我们以别样的感受：我们为祖国古老的文明而骄傲，我们更为新时代的建设成就而自豪。
在这期间我们走访了当地的村民，和他们围坐在火塘边聊天。我们为当地淳朴的民风而感动，有几件事让我印象极深：
一位村干部告诉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十分封闭，许多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白马。他讲了个笑话：有一天下雨，父子二人在火塘边闲坐。儿子问老子：“皇帝佬儿落雨天时做什么？”老子想了想说：“肯定是一边喝老酒，一边吃花生米吧！”在村民眼里这就是最奢华的帝王生活了。
那位村干部还告诉我们，为了让白马人过上好日子，乡党支部专门组织人员到相邻的衢州、开化去取经，学习怎么种植橘树，怎么发展副业。回来时支部研究决定给每家发五斤橘子，让村民亲口尝尝自己将要种的东西，增加对橘子的感性认识，因为很多村民从来没有吃过橘子哩。我们知道衢州的小红橘十分有名，而一山之隔的白马竟连什么是橘子也不知道，令人唏嘘！
一位摄影家走访山村的老太，他用普通话和老太聊天，怕老太听不懂，讲得特别慢。不料老太说：“你的话我懂的，我也会说，就是说得不好。”摄影家十分诧异问：“你到外地去过？你不是本乡人？”她回答说自己连排岭镇都没有去过，但是她每天看电视，听主持人说话听多了，就学会了。我们没有想到电视竟有如此魔力，也深感文艺工作者肩上担子的沉重，特别是影视工作者们。
一天，我们发现村里许多人在祠堂里聚会，大约有几百人，都在认真地听一位老者讲话。会场后面还有一口大铁锅，锅下烧着火。这是干啥啊？我们看不懂。向村干部打听后才知道，这是教会的活动。原来白马乡有天主教之类的宗教组织，信徒众多，遍布各村。每次做礼拜时教会还要管饭，教民有的带米带菜，有的出力做饭，自给自足，秩序井然。我们中有人问村书记：“这种迷信活动你们不禁止？”书记笑笑说：“做啥禁止他们，有辰光我们还要派任务给他们呢？比如说计划生育，捐款救灾，教会说话比我们还管用！只要人家不反对共产党，我们就要团结的。”书记的话不无道理，这就是山村搞的“统一战线”嘛，我们暗自思忖。
历时十三天的采风，匆匆而过，这次采风，每个人都感到收获良多，我们宣传了党的政策，了解了国情民情，不仅收集了创作素材，更获得了创作的动力。回杭后，市委宣传部专门召开了“座谈会”，史部长、文联等相关领导莅会听取我们的汇报，并合影留念。（上图）这次合影与以往有些不同，下乡采风的老文艺家们都在前排端坐，而领导却在后排站立。这是史部长（后排中间者）的意思，以此表示对下乡者的尊敬和慰问。
移动的杭州画展
浙江的书画在全国是有名的，杭州的书画又居浙江之首，因此杭州的书画展是颇受各地欢迎的。
1992年夏天，我和三位书画家一起到北方去举办了一次巡回书画展，我任领队，团员有书协的申屠云彰、美协的吴静初和杭州画院画师吴声。
因为以前巡展作品在铁路托运中出过纰漏，几幅字画被窃，其中包括沙孟海的大作。此案久查未果，已悬多年。因此，我们决定将展品随身携带，装了整整一个大旅行箱。从杭州乘机到青岛，从青岛坐大巴到烟台，从烟台坐轮船到大连，最后从大连乘飞机返杭。一路上，人到中年的吴静初和年过半百的我成了搬运“画箱”的主要力量。（吴声是后来赶来的）
南方书画家的作品以细致精巧著称，和北方书画的粗犷大气成鲜明对照，因此画展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此次展出我们携有沙老大作，还有吴山明等浙派名家作品，我们每到一处展览一周，让观众大饱眼福。我们还与当地书画家举行笔会，现场作画，相互观摩，三位杭州书画家大显身手，也让我大开眼界。
申屠老(右一)适年六十有二，据说还抱病在身。他是书、画、印兼修的大师，尤以书法见长；吴声（右二）是美院科班出身的国画家，为学院派后起之秀，他擅长绘人物，作品多有创新；吴静初（左一）是自学成材的“三员”人物，即同时身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杭州西泠印社社员，这在全国仅有两人，静初是其一。二吴均为四零后，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交流中，三位杭州书画高手，大大给家乡长脸增光，他们现场作品一抢而光，供不应求。所幸他们三位在酒店专门为我作画一幅，吴声画人，静初绘景，申屠题款，各施所长，此画命名为《居不可无竹》，画面淡雅，内涵隽永。据我所知三位画家合作仅此一回，可见弥足珍贵。
我们在青岛、烟台、大连的画展都取得了成功，同时也受到当地同行的热情接待。出发前我曾有顾虑，因我滴酒不沾，怕难以应对饭局。申屠老说：“你放心，有静初在。他会为你保驾的。”静初关照我说：“你就坚持滴酒不沾，千万别不好意思，你只要一松口，肯定会被灌倒……”我按他们教的做了，果然平安无事。不过那著名的青岛啤酒、烟台张裕红酒、俄罗斯的伏特加我都失去了品尝的机会。
对我来说，这次巡展活动让我对书画艺术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对书画家的工作、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增进了我和他们之间的感情，这是我带队人最大的收获。此外，还有两件小事不得不提一笔：
记得在青岛的笔会上，一位海军画家周永家擅长画人物，尤其擅长画《聊斋》作者蒲松龄，因蒲松龄正是山东人。我得知后即请他为我绘一幅蒲公画像，并递上我的名片。周画家一口答应（下照右），画像绘成后他在画上题款：“蒲公小像 一九九二年松龄先生雅鉴 永家 ” 周围观看的人不明情况，低声议论起来，他们以为周画家题款写错了。但又不好意思指出……周画家题好款，盖好印章，抬头对围观者笑笑，先指着画面说：“这是蒲公小像，”然后指指我说，“这位就是松龄先生。”大家这才明白，画家没写错，是我与蒲公同名引起了误会。这就叫“无巧不成书”。
在大连，我们受到大连市美协秘书长晁德仁的款待，他一定要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鲍鱼”。理由有二，一是店里的鲍鱼太贵，不划算。二是他做鲍鱼的水平高，比店里做得还好。我们只能客随主便，听命赴宴。我们一边大快朵颐地品尝海鲜，一边欣赏墙上秘书长的大作，这幅名为《哺育》的宣传画曾获得了全国美展的金奖，画的是一位正在给孩子哺乳的母亲，其立意之深刻，构思之巧妙令人叹服。
在大连我有个表舅叫罗继祖，是吉林大学教授，他离休后回大连安度晚年，但多年失去联系。我听人说他是大连书协的名誉主席，于是向晁秘书长打听。秘书长不但证实了信息的真实，还告诉我他和罗老很熟，常去拜访。他答应带我去拜访老人，我们约好了在我回杭那天的上午，他陪我去寓所探望老人。继祖表舅是国学大师罗振玉的嫡孙，他从未进过洋学校，从小就跟随祖父学习，因此学养颇深，造诣极高，在史学界享有着相当声誉。老人是母亲的亲表弟，由于历史原因两家分居江南关东，断了联络。如果这次能联系上真是个难得的机会
那天上午我在酒店等待晁秘书长，可却迟迟不见踪影，打电话到大连文联，因是星期天单位无人。我焦急地等待，一直等到失望，才登上开往机场的大巴车。在机场，大连文联送行人员告诉我，晁秘书长早上突然拉肚子，到医院去急诊，不能来送行了，他很抱歉……
唉，我无奈地叹口气，这就是天意，我和表舅无缘相见，“天意难违”啊！
我再次到大连已是2009年，表舅仙逝多年矣。
后记：有人说“活动”是文联工作的“灵魂”，是文联的“生命线”。此许有几分道理：因为活动能展现自我，能团结群众，能培育新人，能引起关注……在文联工作的十年间，我参加了不少活动：我聆听过“西子女声合唱团”的汇报演出；我参与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杭州会议”的全程工作；“杭州文艺界迎春座谈会”是我们每年的重点例会；“作品讨论会”是我们常年坚持不断的铁定活动……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杭州市升为副省级城市，我的级别也相应变成副局级。带着这样的头衔，我办理了退休，恰是上世纪最后的1999年，这注定我将永远是文联人。如今我已年届八旬，当我回首与文联休戚相关的三十载时，一幕幕往事在脑海闪过，写下一点文字，留下一丝痕迹，让人们知道我真是文联人。
